亚洲周刊2009年十大小说揭晓 大雅文学奖两评委入选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即将展开的大雅文学奖评委会评委 英籍华裔女作家虹影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即将展开的大雅文学奖评委会评委 德籍台湾女作家陈玉慧

           章海陵
  二零零九年亚洲周刊十大小说紧扣众多历史周年记忆,涵盖南京大屠杀、国共内战、新中国诞生、国民党迁台、反右、文革、大马华人、中国崛起等,拒绝遗忘成为母题。张爱玲、虹影、陈冠中、葛亮、苏童、阎连科、蔡素芬、也斯、陈玉慧、韩丽珠的十本小说,写出更多想像与思考空间,也分担中华民族软实力发展的命运。
  二十一世纪首个十年结束了,二零零九年中文小说的内容也紧扣当下众多历史周年的记忆,涵盖南京大屠杀、国共内战、新中国诞生、国民党迁台、反右运动、文化大革命、改革开放及经济腾飞,等等。文学与历史及今日融合,成为灵感的源泉。
  零九年中文小说的特点是,作品藉真切的情境、鲜明的性格再现当下的时代风云,突显历史的岁月沧桑。陈冠中与葛亮就此作出突出贡献。不过,无论文学时空的风景多么悦目清新,真正打动读者的,仍是书中的人物,他们戴着形形色色的面罩,但却说着真话,犹如我们邻居那样,拉近与现实生活的距离。
  小说技巧呈现多元化,从纪实到变形,从寓言到假托,从意识流到魔幻现实主义……女性小说家也展示丰沛、坚实的实力,在亚洲周刊入选的十位作家中,女性占据半壁江山。从张爱玲到虹影,都以绚丽文采通透人性,更揭示时代的趋势、聚焦社会的热点,读者为之惊艳。
  亚洲周刊评选全球华人二零零九年“十大小说”揭晓:
  (一)、《小团圆》(张爱玲、皇冠丛书);
  (二)、《好儿女花》(虹影、九歌出版社);
  (三)、《盛世》(陈冠中、牛津出版社);
  (四)、《朱雀》(葛亮、麦田出版社);
  (五)、《河岸》(苏童、人民文学出版社);
  (六)、《我与父辈》(阎连科、云南出版集团);
  (七)、《烛光盛宴》(蔡素芬、九歌出版社);
  (八)、《后殖民食物与爱情》(也斯、牛津出版社);
  (九)、《China》(陈玉慧、印刻出版社);
  (十)《灰花》(韩丽珠、联合文丛)。
  ●零九年中文世界最轰动的小说,无疑是“文学祖师奶奶”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。读者多年来望眼欲穿而不得的“张爱玲自传”,终浮出水面。书中每个人物都可在现实中对号入座,找到原型。但是,张爱玲早于一九九五年离世,而作者九二年曾在一封信中明言《小团圆》“要销毁”;该作品出版是否有违作者生前意愿?可是,另有更多资料显示,张爱玲根本舍不得销毁《小团圆》,她说过“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”,而最深知、最好的材料又怎能超越自传性文字?张爱玲还明确表示“《小团圆》一定尽早写完,不会再对读者食言”。张爱玲对该作品倾注心血与感情,可见一斑。
  从另一方面看,《小团圆》前四章几近“紊乱”的緕述,也道出张爱玲焦虑冲动、犹豫困惑的内心挣扎:是否让隐藏几十年的私密见天日?主人公九莉对邵之雍(胡兰成)既痛苦又恐惧,而内心仍呼唤“要他回来,马上回来”。为挽留他在身边,她甚至宁可战争不要停歇。《小团圆》的自传色彩更清晰了。
  炉火纯青之作《小团圆》,分明打上文学张爱玲的专属印记,文字更惊艳,情感更铺张,苍凉感更厚重。“跟不喜欢的人亲密是最恶心的”。地下工作者荀桦经九莉与邵之雍营救出狱后,心存“汉奸妻,人人可戏”之念,在电车人群中用受过老虎凳酷刑的双膝调戏她,根本不念及救命之恩:若无受侮者的打救,他仍须接受老虎凳“洗礼”,瘐死囹圄也未可知。“汉奸妻,人人可戏”的流氓举止与卖国行径同样令人不齿,逃不脱道义的挞伐。
  ●《好儿女花》是虹影反思爱情重挫的自传体小说。又名指甲花的好儿女花,活得顽强,花开得灿烂,但极易凋谢。虹影与小姐姐为爱而惨受煎熬,几次自杀未遂,也宛如一双好儿女花。小说接近结束,虹影石破天惊披露,她原来与小姐姐“二女事一夫”。
  与虹影巨痛及耻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母亲爱情的高风亮节。在缺吃少穿、腥风血雨的文革年代,母亲爱着包括丈夫在内的多个男性,她与他们爱得无比深挚,也有死去活来的心灵巨痛,却从不接受爱欲与嫉妒的摆布,以格调、品质而论,堪称理想主义、英雄主义的楷模。但“母亲已经不在了,我觉得我的根没有了。”
  书中也涉及文革的残酷回忆。重庆地区的群众组织互开杀戒,掩埋“烈士”时,战俘们一排四人跪在坟坑前接受枪决,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女孩,“一身蓝色学生装,栓根牛皮带,铜扣鐾亮……齐耳短发下一张秀丽脸,大睁着恐怖的双眼。她的尸体被推进坑里,陪葬”。文革两派都在标榜“为毛泽东主义而战”,却干出国共内战都不曾有过的杀降与陪葬,夫复何言!
  ●二零一三年,中国将是怎样景象?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《盛世》称,届时经济危机将重临西方世界,中国更富有、更强盛、更自信、更骄傲,进入盛世;人民充满幸福感,高唱“嗨赖赖”红歌。但全国人民却有一个月的“失忆”,曾发生过大动乱、抢购粮食、军队进城、公安严打、注射禽流感疫苗等恐怖事件,但相关记忆都被当局用药物MDMA抹去。向有“为民请命”传统的知识人活得心安理得,由别无选择走向主动迎逢,“只要体制吸纳我,腐败也好专制也好,我不是不能接受。”
  小说主人公老陈、方草地、小希等人收集证据,发掘被人为抹煞的“失忆月”。为此,他们绑架了政治局高官何东生,弄明白“失忆”的来龙去脉。何东生却表示,人本来就是善忘的动物,中国人更渴望忘掉一些历史,中共运气好,“中国人活该给共产党统治”,“这可能是神迹,可能是中国人的共业”。目前,《盛世》港台版与网络版已流入中国大陆,网民以小说为导向,追问中国崛起的立国精神及国家权力合法性,拒绝“嗨赖赖”的幸福感。
  ●葛亮的《朱雀》是那种属于“鸿篇巨制”的大作品。故事主线由异乡人、来自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许廷迈切入,从他在夫子庙邂逅南京姑娘程囡相识相恋开始。不过,围绕程囡家族渊源的故事副线更引人入胜,而女教师忆楚的故事格外惊心动魄。忆楚在一个雨夜遭工人老魏强暴,其后嫌犯很有担当地前去警局自首,不料忆楚决定和他结婚,以慈悲之举免除牢狱之灾。可是妻子那个雨夜的惊恐神情及痛苦蜷起的膝盖,令丈夫一年多在床上雄风尽失。
  读者没想到,忆楚的那床婚被竟是“故事高潮”。养母与忆楚相依为命,从女孩十二岁起就开始刺绣龙凤被面,谁知结婚前一天才发现上面已有蛀孔,而且“偏偏在凤头上,尽管连夜修补,可是金丝线颜色却对不上色了”。寥寥几笔感天动地,文学功力与用心直逼张爱玲。
  ●龙生龙,凤生凤;封建主义血统论大行其道。苏童长篇《河岸》翻回了文革史上最丑陋、最愚昧也最血腥的一页。主人公库文轩、慧仙、傻子扁金和库东亮都在为“我是谁”而苦恼,而这个“谁”不过是出身的空虚符号,在励志人生路上其实有百害,而一无用处。
  库文轩是中共烈士后代,在镇上当过书记,风光无限。后在一次政治运动中,烈士子弟变成“冒牌货”,跌入社会底层,妻子也离异而去。库文轩当上船工,仍走不出掌权时“风流罪”的阴影,终于挥刀自宫,落下难以启齿的残疾。
  但这一刀仍斩不断厄运的吸盘,儿子库东亮重新把父亲的风流事牵扯出来,二代人反目成仇。不过,当烈士纪念碑被迁走时,父子二人捐弃前嫌,齐心力保。库文轩把母亲的纪念碑绑在身上投水自尽,“一个巨人投入河流,我拉不住他……金雀河河面上响起爆炸似的一声巨响,水花四溅,岸上一片惊呼”。这是一曲悲歌,也是一出闹剧,唯革命先烈在冥冥中望风而泣。他们以“不平等毋宁死”的信念而英勇牺牲,换来却是更不平等、更变态的丑陋现实。
  ●阎连科的长篇《我与父辈》,被称为“锥心泣血的文字”,书中尖锐提问,“我们这个时代渐渐地开始遗忘过去,不知觉中背叛自己的记忆”;但“能逃避和躲开什么呢”?书中写父亲三兄弟的故事,又写自己的故事,也写中国农民逃离故土的顽强努力,更写父辈对子辈不近情理的苛求,而暴躁背后却是刻骨的自卑,令人鼻酸不已的城乡差距,以及夹缝中求生存的窘迫,然而骨气并没有被消蚀。尽管“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,我只想做一个人。(北岛诗)”,但社会上最不受赞颂的农民父辈却是最具资格的英雄,他们和世上所有民族的英雄一样,拥有比领袖、精英和名人更值得敬佩的品格。也正是这样的父辈养育了作家阎连科日后的写作血性及文字机锋。
  ● 台湾作家蔡素芬穷尽九年时间,写出“以爱情包装国族历史”的长篇《烛光盛宴》,浓缩了一九四九前后台湾与大陆的漫长岁月。三位女主人公是外省小姐白泊珍、本省女子菊子、以及故事磘述者“我”。富家小姐白泊珍原籍四川,为替家族“续香火”,曾接受入赘夫婿,后离家出走成为战地护士,最终来到台湾。菊子在帮佣的眷村中,遭数名外省军人轮暴,生下弱智小孩。最后,眷村面临拆迁,启动了不同族群对话、理解的新时代。
  战火吞噬生命,而生命在苦难中尽显顽强。为抗日服务的战地护士情同姐妹,以医院为家。当离散姐妹们重逢时,不约而同都有男士相伴,不禁相视而笑,“女儿有个家总是好的”;“幸福可以抵销辛苦”;“离了家的人,会建立起自己的家,与千千万万个家庭一同搬演一个家庭的节奏”。这是多么顽强、多么可敬、多么温馨的生命意识。有女性,就有妈妈;有妈妈,才有人类。
  ●普鲁斯特说,记忆从气味开始。那么,思考之旅是否从食物启程?《后殖民食物与爱情》是香港作家也斯的短篇集,十二个短篇讲述九七回归后香港文化与精神特质的变化。点题短篇《后殖民食物与爱情》中,主人公试吃“叫不出名字的水果”,似是“荷兰豆跟龙眼杂交以后的私生子”,味道也还“有趣”。主人公因父母偷渡来港,申请身份证时胡乱填写出生日期,在各种文化系统的夹缝中,对“自我”不甚了了,过节庆也马虎应对,个性散漫善变,象征了香港的多元、犹豫、矛盾、又安于共融的性格。
  在《西厢魅影》中,香港教师抵触英国教授的管治,特别感谢他人支援,就像“偏嗜某种偏门食物的老饕……对稍微显示相似倾向的同道人,也容易引为知己”。看到清洁工阿婶把办公桌上的烟蒂、纸团倒进黑胶袋,教师想到自己母亲也是清洁工,从事同样的工作,而“自己是垃圾制造者,心中不由升起内疚之情”。这种温和内省的情怀分明刻有香港性格的烙印。作者认为,国际大都会香港九七回归后,一些人看不起新移民,以往对外乡人的友善态度反而淡薄了,“今日许多看来冒大不韪的东西,都只是家常便饭而已”。作品期待宽容、开放、善解人意香港性格的回归。
  ●日本素有“一针见魂”之说,意指针脚是极品衣物的真正标记。衣物如此,瓷器更是如此。用火和土炼就的上好瓷器,其品质不仅要有技术保证,更须融入烧瓷人的血泪与情感,由此铸出瓷魂。台湾作家陈玉慧奔走于台湾、北京、慕尼黑,像烧瓷人将灵魂与血汗如投入瓷诖那样,含辛茹苦写出长篇《China》。
  故事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西方,一位矿物学者死里逃生,来到中国找寻烧瓷秘密。凭着超人秉赋,学者习得中文,学会了中国人拱手、作揖、鞠躬和叩头,进入中国皇宫,成为宠臣。学者探究烧瓷秘笈,也开始追寻爱情,立誓为之献身。
  到中国学烧瓷,而英语里瓷与中国China共名;瓷器具备与爱情完全相同的品质,即极易破碎,哪怕是微血管般细小的裂纹也无法修复。这一切都是神奇的巧合。陈玉慧在书中书写“最情色最大胆又最传统的中国,最温柔最浪漫又最冒险的西方”;讲述“颠倒众生的爱情传奇,慑人心魄的瓷器盗窃史”。尽管作者在书中主持异国文化的交流,促成中西美学及价值观的对话,却也有挥之不去的疑惑:“西方有必要在中国传教吗?难道这不是强权作风?中国人从来不到西方传教,也永远不会这样做”。
  ●零九年长篇小说《灰花》是香港作家韩丽珠的首部长篇小说,讲的是横跨三个不同世代的故事,诡丽多姿,却沉痛凝重。主人公外祖母米安“带着自己的根部在不同地域之间流徙,却始终找不到一片适合土壤”;城市天空混浊,工业废气使人目力不济,灰雾包裹每个人,人们都想逃离,但受制于古怪体制、沉沉睡意而寸步难行。
  书中有关生命与迁徙故事的意念,据说来自作者母亲,她是马来西亚华侨,她经常跟韩丽珠诉说家族被迫离开马来西亚的历史。在写作时,作家尝试透过母亲去了解上一辈,但笔下呈现的却不是母亲的经历,而是自己对当下的看法,“自我的存在彷佛在疏离的灰郁世界中荒芜,又像从荒泥里冒出花朵那么夺目”,突显了韩丽珠文字辛辣、批判尖锐及视角独特的特色。
  回望二零零九年中文小说,全球华人社会真性情、勤写作的作家人才辈出。江山代有人才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,文学接班人葛亮和韩丽珠生于一九七八年,目前才三十出头,却展示非凡的创作力。尤其是葛亮,写出雄浑大气、关于六朝古都南京的近代史诗,使人联想到五十年代生人莫言,在八十年代初捧出《红高粱家族》,文学成就远超抗日亲历者作家,名动海内外。我们脑海还呈现这样动人的场面:中文作家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张书桌上奋笔疾书、雨点般击打键盘,而书桌另一端上方交织着无数读者热爱文学的执着目光。作家拒绝遗忘,争取更多想像与思考的空间,日以继夜、呕心沥血,力争写出令人民满意、无愧历史的作品,他们与读者分享书桌、思考和情感,也分担中华民族软实力发展的命运。■
  1. 张爱玲 《小团圆》:小说体的张爱玲自传,情感更铺张,苍凉感更厚重
  张爱玲,1920年生于上海。1939年就读香港大学。1942年回上海,开始写作生涯;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,1947年分手。1952年从上海至香港,任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翻译 ,1955年,赴美定居,1956年与左翼剧作家赖雅结婚。1995年9月去世。作品有《倾城之恋》、《半生缘》、《秧歌》、《赤地之恋》等。
  2. 虹影 《好儿女花》:反思爱情重挫的自传体小说
  虹影,生于1963年,重庆江边贫民区长大。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、上海复旦大学。曾旅居英国。1991年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的赵毅衡结婚。两人已于近年离婚。作品有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K》、《阿难》、《孔雀的叫喊》、《绿袖子》、《上海王》、《女子有行》、《鹤止步》、《好儿女花》等。
  3. 陈冠中 《盛世》:寻回集体失忆的一个月,还原今日中国盛世真相
  陈冠中,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的文化人。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。1976年创办香港《号外》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,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。目前在北京居住。作品有《我这一代香港人》、《香港三部曲》及《半唐番城市笔记》等。
  4. 葛亮 《朱雀》:关于六朝古都南京的近代史诗
  葛亮,1978年出生,原籍南京。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。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。着有长篇小说《朱雀》、小说集《谜鸦》、《七声》、《相忘江湖的鱼》,入选台湾2006“诚品选书”。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、首届香港书奖、台湾梁实秋文学奖、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奖项。小说列入《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》。
  5. 苏童 《河岸》:翻回文革史上最丑陋、最愚昧也最血腥的一页
  苏童,生于1963年,苏州人,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,1984年到南京工作,一度担任《钟山》编辑,后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。现居南京。主要作品有《妻妾成群》、《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》,《罂粟之家》、《米》、《1943年的逃亡》、《我的帝王生涯》等。2009年《河岸》赢得曼氏亚洲文学奖。
  6. 阎连科 《我与父辈》:向社会上最不受赞颂的农民父辈致敬
  阎连科,1958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嵩县。1978年入伍,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。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主要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情感狱》、《最后一个女知青》、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坚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丁庄梦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和鼎钧双年文学奖。
  7. 蔡素芬 《烛光盛宴》:“以爱情包装国族历史”,讲述眷村的族群对话
  蔡素芬,台湾淡江中文系毕业,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双语言文化研究所进修。历任《自由时报》撰述委员、自由副刊主编、影艺中心副主任,兼林荣三文化公益基金会执行长等职。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盐田儿女》、《橄榄树》、《姐妹书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台北车站》,编有《九十四年小说选》、《台湾文学30年菁英选:小说30家》。
  8. 也斯 《后殖民食物与爱情》:讲述九七后香港文化与精神特质的变化
  也斯,本名梁秉钧,广东新会人,1949年到香港,20岁开始专栏写作,70年代参与编辑《中国学生周报》。1978年赴美留学,1984年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。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讲座教授。作品有散文集《神话午餐》、《山水人物》、诗集《雷声与蝉鸣》、《游离的诗》等。
  9. 陈玉慧 《China》:“颠倒众生的爱情传奇,慑人心魄的瓷器盗窃史”
  陈玉慧,生于台湾。文化大学中文系毕业,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系硕士及文学系硕士,语言系博士班进修,现居德国。目前担任媒体驻欧特派员,也为德国报纸撰稿。作品有《徵婚启事》、《慕尼黑白》、《我的抒情欧洲》、《遇见大师流泪》等。小说《海神家族》获2006年红楼梦奖决审团奖。
  10. 韩丽珠 《灰花》:城市灰雾包裹每个人,人们都想逃离,但寸步难行。
  韩丽珠,生于1978年,香港作家。作品有长篇小说集《灰花》、中篇小说集《风筝家族》、 中短篇小说集《宁静的兽》、短篇小说集《输水管森林》及《Hard Copies》(合集)。参与2009深圳香港双城双年展特别项目“漫游:建筑体验与文学想像”,作为参展作家撰写了小说《回家》虚构人与建筑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