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上最恒久的是人类的基本情感(中)

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——《蓝花旗袍》作者川沙和加拿大OMNI主播郭然的文学谈话

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加拿大《绿色生活》周刊文化专栏  201297

  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 人物:加拿大著名作家、长篇小说《蓝花旗袍》作者川沙

           加拿大OMNI电视台著名主播 郭然

     时间2012 8 14

        地点:多伦多

 

辩论中的川沙 Photograph: Lily Huo

 

写作中的川沙 Photograph:George Ho

 

 

 

郭然: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,那要有多少矛盾冲突和人物塑造才能构建而成啊,你的小说中有上百个人物,你是怎么样处理这些人物、塑造他们个性的?

川沙:坦率地说,不可能将小说里的人物每一个都写得生动,《红楼梦》、《安娜.卡涅尼娜》和《包法利夫人》都做不到,甚至莎士比亚的部分剧本也是一样,这些,在后世的批评文章里很多都是定论,有些甚至是败笔,例如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,篇幅并不长,写得也很精细,但是,在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里,也批得体无完肤,但是,还是在历史的多次大浪淘沙中光芒四射,瑕不掩瑜。在小说里,主要人物以外的一些次要人物是关系的连接和出场的陪衬,可以写好,写得跃然于纸上,但是,他们出场的频率低以及在作品中的次要性,决定了他们重要性亚于主要人物。其实,情节写到一定的时候,小说就是人物们在自己推着走了,作家只是记录而已。这样的状态有些时候会打乱早先的布局,实际上,这样的状态就是真正的写活了。当作家想要主观强行引导时,小说人物会和你抵触。自己也会感觉到别扭和出了问题。我个人的感觉,一部有生命的小说,一首有灵魂的诗歌,必须有一个第一冲动,就是物理学上的脉冲,这个脉冲一定是产生于一个能量源。这个源头的矿藏越丰富,它释放的能量就越加强大和持久,这个能量波或脉冲的记录,就是你的作品。每人都有这样的能量,但是,艺术家用不同的形式表达。《蓝花旗袍》最早的冲动是我的一个梦, 1995年,我在爱丁堡住了一年,我住在爱丁堡濒临福斯湾北海边的一座百年老石头房子里,那座房子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,整个爱丁堡和那座房子都非常的异国情调,一段时间,我时常在外边观剧,一天晚上,我就做了一个梦,梦里出现了我的父亲,地点是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,梦醒之后就记录下来一些片段,这些片段是一个很深的种子,深深地埋在潜意思的深处,折腾了我十几年,总是欲罢不能,直到写完,它才消停。所以,托尔斯泰谈到《安娜。卡列尼娜》创作冲动是一个女人,甚至是一个女人的胳臂的幻影,我很能够理解。我写诗歌的习惯是,很大一部分诗歌是记录自己的冲动,然后束之高阁,往往几行字,记录下时间,地点,主要在日记里。忘记了的,几年后失去了写作愿望的,一定不写了。这些脉冲有些十几年还牢牢地存活在记忆里,这一定是好东西。

郭然:现在,中国每年都要产生上千部长篇小说,从网络文学中,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。但实际上,很多作品根本达不到出版水平。你作为诗人和作家,你所理解的真正的作家和作品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和情形呢?

川沙:这个问题不适合我来回答,因为,我也在学习,在追求。但是,就我个人的看法,作品和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相关的。就是对艺术的态度。他应该是一贯的,诚实的,踏实的,更重要的是,一个作家对文学,对他的写作,应该当成是一个信仰,既然是信仰,就是崇高的。这看来好像是在唱高调,但是,一个作家,无论他对生活是什么态度,在其内心,他对文学一定是至高无上的,否则,这个热情,这个狂热的爱好,怎么坚持,不是坚持几天,几个月,几年,而是坚持一生。所谓文学青年,很多就真的只是文学青年而已,就是热闹一阵子。这个问题,发生在很多早期的甚至所谓作家身上。电影也好,电视也好,我觉得,对于一个作家,本质上,还是要看他的作品在图书馆能够待多久?在多少图书馆里待着?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。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是以一个作家的生命时段来衡量的,因为这个时间间隔太短,在标尺上刻度区间太小。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,一个作家就应该耐心仔细热情地从事写作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淡定和持久。本质上,一个作家,戏剧家,诗人,能够传世的东西,在其作品中,只是很少的一部分。而对于作家来说,很多是要被时间淘汰的。因此,文学包括艺术,应该是一个失败的事业,成功者凤毛麟角,但正是这样,就显得更珍贵,因为珍贵,它变得像是一个理想,一个追求的目标,变得神圣化起来。因此,一个作家没有在内心把文学当成一个神圣的理想和崇高的目标,在我看来,是不可想象的,也是很值得怀疑的。

郭然: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要缠绕一个作家数年甚至十数年。从你的经历来看,你从事不很赚钱的文学创作已经三十多年,而且很多中外作家都是终身创作。有人说作家就向朝圣的圣徒,就像麦加的朝圣者、西藏的朝圣者那样,一步一跪地去朝圣。他们都有内心,都有一个精神支柱。你同意这样的比喻吗?

川沙:我不完全这样看。如果我们能够同意,一个圣徒也是一个凡胎俗子逐步过渡到更加超尘脱俗,那么,我部分同意这个说法。但是,一些好作家在私生活上也是一塌糊涂的,说以,什么叫圣徒,如果说他坚持写作的坚韧毅力象圣徒,这个我同意,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过程。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成长和变化的过程,不是直线的,是曲折的。但无论怎样,他内心应该有一块净土。就是王小波说的,一个诗意的世界。拿我自己来说,早期,很多事情很糊涂,或者莽撞,甚至不可救药的,在一些事情上很失败和挫折,当然,这和环境有关。我本身是这样,所以,我在个性上喜欢有弱点的对人诚实的人,而不太喜欢那种所谓完美的人。所以,说到这里,回到你刚才的问题,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诚实的人,一个具有大爱的人,你的爱有多大,你的胸襟就有多大,你作品的天地就有多大,文若其人,就是这个道理,在我年轻的时候,是一个愤青,我生活在大城市里,但是,常常在街上为了城里的人欺负农村人和别人打架,打得头破血流,这件事让我脾气变得很糟糕,我的性情很直,所以,我当官、从商都是不行的,但是,这些东西内化到作品里,形成我对世界的看法,代表作品的主要的精神,我觉得,这是对的。我认为,一个作家的精神支柱就是对人类的大爱。当你愤青的时候,你是小爱,但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,阅历的增长,特别是阅读所扩展的你的眼界,你进入大爱,这是写作最需要的。我觉得,一个不能见义勇为的人,一个不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,我很难想象他能够成为一个读者喜爱的作家。大爱是从小爱开始的。一个有大爱的作家,他既是他的作品世界里的法官,也是警察,但更是心灵的治疗师等等,他爱他作品里的所有人物,即便是恶棍,他用恶棍的下场来拷问这个世界。

郭然:我采访过一些国内和加拿大的作家,他们都谈过创作环境的问题。你觉得,加拿大这个环境对你进行文学创作是否有利?

川沙: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。坦率地说,早期在国内,无论是文革和文革之后的环境,还是后来的商业大潮,让人很难安静创作,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中的国家,几千年几乎一层不变的文化氛围,现在又处于互联网时代的巨大冲击,你可以身处大事件的漩涡中,但是,这漩涡往往让你在其中只能旋转,旋转的状态怎么创作?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里,米兰·昆德拉谈的是政治和外来的压力,但是,我觉得,在一些时候,是内在的腐蚀和诱惑,这些东西会使一个人失去方向。年少的时候,我也是很捣蛋的,开始让我改变,是家里的情况发生变化之后,鲁迅少年时代开始对世态炎凉的看法,让我在自己的经历中有所领悟。我们的父辈是吃苦耐劳,有着理想和事业的一代人,但是,我们在这些方面比他们更弱。环境变化之后,特别是出国后,身边有很多不错的朋友,他们很崇高,很友好,很有理想,他们很勤劳虔诚地坚持自己认定事业,恪守自己的主张,这样的状态感染了我,特别是北美,尤其是加拿大,有一群文学的爱好者,甚至相对专业的诗人和作家,当然,我说的不完全是华人,这件事情是出乎我的意料的,他们的状态很纯正。就像以前在国内的学校里一样,我是属于很捣蛋的一类,就是很另类的学生,但是,他们是好同学,他们很用心的写作,这让我觉得,应该向他们学习,特别是学习他们写作的态度。夜深人静伏案写作的时候,我常常会想到,就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两边,在两三千公里半径范围内,有一些我们同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作家在写作,在文学史上留下他们的脚印,这件事情让人很能够感觉到生命的意义,让人觉得应该向上提升自己,而不是象早些年在国内那样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或混日子,所以,我感谢加拿大这样的土地和游戏规则,这样的更纯正的生活态度,这样的地球村式的生活方式。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,无论什么国家和背景来到这里的人,工人也好,农民也好,贵族也好,知识分子也好,难民也好,到了这里,大家都得归零,都得学习和劳动,于是,很多优秀的人物就体现出来,我在这里结交了很多朋友,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。一些体力劳动者,农民工人,或者出生底层的所谓难民,他们在生活上感觉到来到了天堂,同样是靠劳动,他们在这里的报酬得到很高的提升,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则是在内心深处来到了一个广阔自有的天地。谁不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呢?谁不想向成功者学习,并走向成功呢?这就是最基本的动力。这儿的环境是一个可以持久的环境。一个公平民主的环境,他让一个作家很平和地看待世界和自己,很正常的生活,学习和写作,这里的环境很难让一个从事写作或艺术的人狂热起来,从而过高地把自己当做一个高于正常人的所谓明星,让他跌入事业的陷阱。所以,这里的环境很适合长篇小说这种需要持久耐心去创作的状态。